转载:中国神经外科事业:世纪回顾

近日我们医大学生杨远帆同学将两篇发表在美国Neurosurgery杂志上,由赵雅度教授和赵元立教授撰写的“中国神经外科事业:世纪回顾”发给我,现转载如下,供各位同行学习和参考。因版面格式问题,有些图片不能显示,见谅。


中国神经外科事业:世纪回顾
作者:赵雅度 赵元立  翻译:杨远帆
北京市天坛医院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

本文翻译自
Neurosurge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entury's Review.
Zhao, Ya-Du; Zhao, Yuanli
Neurosurgery. 51(2):468-477, August 2002.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2182786
原文全文PDF档  Neurosurge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_a century's review.pdf
本文原作者赵雅度教授为天坛医院著名教授。赵元立教授为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八年制毕业生,天坛医院教授。
翻译本文供感兴趣的朋友交流学习。


摘要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百年光阴只是一叶扁舟,但在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史上,过去的百年是最激动人心的画面。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回顾了中国神经外科的创立与发展,忠实地记录了其中的里程碑,也把这篇文章献给开创这条道路的关颂涛、赵以成等前辈们,是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神经外科学事业。



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手术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山东大汶口原始人部落。近年有中国考古学家在大汶口遗址的骨骼残骸中找到了进行过原始颅骨环锯术的证据。其中部分颅骨上带有边缘锐利的小孔,与考古学家们在欧洲、大洋洲、青藏高原找到一些其他头颅环锯残骸相似。然而,这些原始人类实际使用的工具和他们在头颅上进行钻孔的原因尚有待挖掘。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关于三国时期(公元前222年-280年)神医华佗的传说,他曾劝说晚年的魏国君主曹操做一次开颅手术,解决他可能因脑肿瘤而造成的剧烈头痛。遗憾的是,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没有找到正式的历史记载。


图1.这副古代绘画展示的是三国时期的神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场面。


历史回顾

    1949年以前的中国神经外科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时期,中国神经外科极其简陋,仅有屈指可数的医生敢冒险进行脑部的手术,而这些个别的手术也仅限于最简单的操作。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协和医院的关颂涛教授和沈阳的查理•张进行了中国最早的神经外科手术。关颂涛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并于1926年在这家美国创办的医学殿堂完成了总住院医师培训,其后被派往美国,在Charles Harrison Frazier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神经外科的专科培训。关颂涛1930年学成归国,并在协和开始收治脑外伤、脑肿瘤和脊髓肿瘤的患者。1932年,他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第一篇来自神经外科的学术文章,介绍了他在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中,采用经颞骨下入路行三叉神经感觉根次全切除方法的经验[15]。随后,在1935年,查理•张[5]也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描述了手术方法治疗三叉神经结神经纤维瘤的经验。他还写了关于酒精封闭(alcohol block)以及Frazier颞骨下部入路治疗三叉神经痛方法的文章。


图2. 赵以成教授摄于20世纪40年代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位先驱人物,西安的张统和医生也在进行着神经外科手术的尝试,尤其是用前额叶切除术进行精神神经外科治疗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神经外科学奠基人是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赵以成。他毕业后在协和继续完成四年的住院医师培训,接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38年前往加拿大魁北克省首府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下设的一家世界著名科研和教学机构——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及医院开始学习和工作,在那里,他得到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军人物Wilder Panfield教授的悉心指导。赵以成于1940年返回中国,并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关颂涛并肩工作[43,57],直到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了北京协和医院才被迫中断。关颂涛只好寄居北京中和医院继续从事神经外科,赵以成则搬到了天津谋生。到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后,关颂涛离开故土前往美国行医,赵以成则留在国内开始培训中国自己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战胜利后,北京协和医院在1947年重新开业,并于1951年在冯传宜的带领下恢复了神经外科的工作。


图3. 这张照片摄于1962年Wilder Panfield教授访问天津总医院时。其中前排右三为Panfield教授,右二为赵以成,右一为薛庆澄。

    尽管这些中国神经外科的先驱者们饱含着开拓精神,但这一时期国家惨淡的社会现实和落后的经济水平制约了神经外科的广阔发展。例如,在1949年以前,对于脑肿瘤患者的治疗,进行过的手术操作不超过60例[10];一项对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从1932年到1949年的回顾仅仅能找到16篇神经外科领域发表的文章[12]。

1949年以后的中国神经外科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即天津、北京和上海,开始建立起独立的神经外科专科。接下来的部分分别介绍了这几个城市和中国其他地区在1949年之后这一过程的历史。

天津
1952年,赵以成教授在天津市总医院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独立于外科的神经外科专科。并在次年在天津总院开始了中国第一个为期1年的专科培训班。有十余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普通外科医生来这里接受了正轨而严格的神经外科强化培训。从那以后,天津市总医院的神经外科一年比一年壮大起来。赵以成的一些学生——如今大名鼎鼎的薛庆澄、王忠诚等人也加入到科室的力量中来,并与日后成为了中国神经外科的脊梁[44]。在80年代,由这一团队创办的天津市环湖医院建成后,又成为了天津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拥有25名神经外科医生和250张病床,每年手术量约2200台。

图4.天津市环湖医院先进的神经外科ICU病房。

北京
1954年10月起,中国卫生部邀请前苏联Kiev神经外科研究所主任A.E. Arutiunov教授来华,在当时附属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另一家医院培训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同时,赵以成被中央政府请回北京与这位苏联专家一同工作。赵以成留下大弟子薛庆澄在天津接替了自己的工作,带着二弟子王忠诚前往北京。参加这个高级培训班的共有11位医生,8位来自北京,3位来自上海,这其中包括了王忠诚、蒋大介、赵雅度等人。四个月后,随着北京同仁医院正式成立一个拥有60张病床的神经外科专科,整个培训团队迁往同仁。这个科室分成两个组,分别由来自天津的王忠诚和来自上海的蒋大介担任专科主治医师[50,51]。


图5. 北京神经外科高级培训班的教师和首批11位学员们。前排:右三A.E. Arutiunov,前排右二赵以成,左一王忠诚,右一蒋大介。第二排右三赵雅度。

从1957年起,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外科每年组织一届为期1年的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培训,从中国不同地区选拔8至10位外科医师接受系统的神经外科培训,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随着这一时期神经外科专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急剧增长的需求,

在赵以成的建议和中央政府的授权下,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所,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于1960年在北京宣武医院建立。赵以成教授亲自担任研究所所长,直到1974年因癌症去世后,由王忠诚教授继承了他的工作。

在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成立之初,仅有神经病理、神经生理、神经生化和组织培养4个实验室。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随后整合成为这个研究所的临床部分,并细分为4个临床专业组以提高医疗水平。事实证明研究所的建立为中国神经外科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工作,包括建立胶质瘤细胞系G422,脑水肿的动物模型,以及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脑立体定向手术方法。在1982年,研究所迁往北京天坛医院,并得到更大的扩展。现在的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拥有12个实验室,包括300多张病床的10个病房,成为了亚洲地区最大的神经外科中心之一。天坛的神经外科共有46名全职神经外科医师,每年进行超过3200台脑部和脊髓肿瘤手术[8]。



图6. 现在的北京天坛医院门诊部

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神经外科在上海也蓬勃发展起来。在1950年,上海中山医院当时的外科学系主任和高级教授James •沈克非医师成功进行了一例额叶星形细胞瘤切除手术。不久之后,另一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开拓者史玉泉教授加入中山医院,并建立起上海第一个独立的神外专科。1953年,该科室被调往现在华山医院的前身——上海第一红十字会医院。在史玉泉教授的带领下,上海华山医院稳步发展,日后成为了中国另一个关键的神经外科中心。史玉泉在脑血管疾病领域开创性的工作也负有盛名,他是中国第一个实施颅内动脉瘤直接夹闭的神经外科医师[21],同时建立了一套合理的脑动静脉畸形(AVM)分类方法[22]。上世纪80年代,同样在史玉泉的带领下,华山医院建立起了自己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在他退休之后,同样由来自神经外科的蒋大介和周良辅先后接替了领导上海华山医院的工作。

其他地区
1955年,在史玉泉和他同事们的帮助下,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也建立起神经外科学系。另一位在50年代初并肩参与开创上海神经外科学事业的前辈朱正清教授,在1958年被邀请前往当时四川省的重庆医学院任神经外科主任。

在中国东北,这一领域的中心在段国升教授领导的沈阳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而在朝鲜战争期间,由沈阳的段国升、来自协和的冯传宜,上海的史玉泉等人组成的医疗队承担颅脑火器伤伤员的救治工作,救治了无数志愿军战士。面对着战场上送回的大批颅脑火器伤的伤员,及周围神经损伤灼性神经痛这一当时神经外科界的难题,段教授与他的同事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实施了难度较大的胸交感神经切除术,灼性神经痛病人的疼痛明显缓解;治疗颅脑火器伤180例,仅3例死亡。当时这一治疗效果在国际颅脑战伤治疗界首屈一指。1969年,在军队内享有威望的段国升教授被邀请前往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参考第三军医大学顾建文教授文章http://naowaike.blog.sohu.com/46782255.html)

插图.80年代段国升教授与世界神经外科学会主席Prof. Yasargil,中华神经外科副主席易声禹教授(右一),天坛医院赵雅度教授(左一)在一起。

在50年代,中国卫生部也派遣了一批医护人员到前苏联进行专科培训。涂同进医师是他们中的一员,被派往莫斯科Burdenko研究所在B.G.Yegolov教授指导下学习神经外科,在1956年学成归国后,他被派往陕西西安,应召在第四军医大学建立神经外科专业。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冯传宜等人也被暂时调往第四军医大学,协助他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神经外科中心,主要为解放军培训神经外科专科医师,并惠及当地普通群众。到60年代,几乎在国内每个省份的大型医院内都建立了至少一到两个神外专科,这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发展至少取得了初步的普及与发展。

中国神经外科现状

近代史
1978年后,在高度发展的神经影像设备和其他技术支持下,中国神经外科更加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数以百计的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前往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国际著名的神经外科中心学习。众多著名的国外神经外科专家,包括M. GaziYasargil, MadjidSamii, Charles G. Drake, Jules Hardy等人被邀请访问中国并分享他们的专长。在随后的20年里,许多新的大型神经外科机构在重庆、福州、哈尔滨、兰州、上海、天津、银川等地建立起来。此外,分别位于北京和上海的天坛、华山两家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为神经科学研究与培训国际合作中心[32-34,39,40]。
尽管神经外科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了普及,但它的发展依然很不平衡。一方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几个主要中心神经外科医师的技术和成就已经可以和任何西方国家的同行相媲美。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说在偏远地区,神经外科的临床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在我们看来,取得发展的关键不仅仅依赖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支持紧密相关。幸运的是,近年来,许多医院取得了充足的基金支持来建设现代化的手术室,够买伽马刀术中放疗仪、PET扫描仪、神经导航系统、以及术中核磁系统等顶尖设备。更重要的是,患者们也开始有条件承受前往中心医院治疗的经济负担[53-56]。而在国内外神经外科行业情况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患者等待接受手术治疗。正像James I. Ausman在他关于神经外科发展史的文章[1-3]中写道,中国神经外科医生被耗竭在大量的手术上,几乎没有精力进行基础研究。例如,在过去的20年中,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切除了超过2万例脑肿瘤,同一时期上海华山医院也进行了超过1万5千例。由于中国数量惊人的脑肿瘤和脑血管病患者,神经外科医师甚至没有精力去做甚至椎间盘摘除这类初级的脊髓手术。而大多数这类病人被转给骨科医师进行手术治疗[29,30]。

学会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的神经外科医师组织是附属于中华神经和精神病学会的一个分支。为了促进神经外科领域更广阔的发展和学术交流,中华神经外科学会于1986年独立出来。王忠诚教授被选为第一任学会主席并连任至今,学会每4年在不同的城市举办一次全国大会,同时每年就颅底外科、脑血管外科、脑外伤、脊髓以及微创手术等专题召开学术会议和研讨会。



图7. 王忠诚院士中华神经外科学会首任主席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图8. 1986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成立

    1981年,5位来自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王忠诚、薛庆澄、段国升、黄克清和易声禹——参加了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世界神经外科大会,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参加的世界神经科学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 WFNS)大会。从此以后,中华神经外科协会与WFNS展开了积极合作,并积极参与亚洲神经外科协会工作,与不同大洲和国家的同行展开了广泛交流。王忠诚同时被选举为世界神经科学联合会资深委员,并于2001年9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该协会第12届大会上被授予一项特殊成就奖。在这次大会上,来自中国的赵元立医师被推荐为WFNS伦理和法律事务委员会委员,于春江医师被任命为神经康复委员会委员。

期刊和出版物
    赵以成在1956年撰写了他的第一本神经外科专题论著《急性脑外伤》,并在1965年出版了第一本神经外科著作《神经外科手术学》。在1974年-1983年之间,王忠诚完成了《神经外科学》共3卷的编撰工作,这套著作总结了他们处理9313例脑外伤,4059例脑肿瘤,1500例脊髓肿瘤的临床经验。近年来,国内相继出版了60余本神经外科各个领域的著作、图谱、手册等等。其中包括《儿童脑肿瘤》罗世祺,1992,《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学》史玉泉,1995,《现代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田增民,1997,《颅底外科》周定标,1997,《神经外科手术图谱》王忠诚,1998,《神经系统肿瘤学》章翔,1999,《微侵袭神经外科学》马廉亭,1999,《脑血管外科》刘承基,2000等。中华神经外科学会的官方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于1983年创办,开始为季刊,1993年起改为双月刊。不久以后,关注神经外科不同专业防线的杂志相继出版,如《临床神经外科杂志》,《中国临床神经外科杂志》,《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中国创伤杂志》和《立体定向和功能神经外科杂志》等。

临床工作
在70年代神经外科进入计算机断层扫描时代后,神经外科疾病的诊断变得更加容易和精准,大大推进了神经外科手术的进步。80年代出现的核磁共振技术以及显微手术无疑让神经外科达到更高的层次。当今,一些更先进的诊断和治疗设备,如功能核磁(Functional MRI)技术,术中核磁(open MRI),神经导航,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开始在国内许多神经外科中心应用。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这个“探索大脑的世纪”,脑外科所谓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小。

影像进步
几乎在美国开始血管造影技术之后的20年,王忠诚才于1956年在北京进行了中国第一例血管造影术。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术中显微镜技术的广泛应用,一些常见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术中死亡率和术后并发症率显著下降。例如,随着显微手术技巧的提高,以及CT血管造影、核磁血管造影、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技术的进步,脑动脉瘤的手术死亡率已经在北京天坛医院从1991年至2000年的连续865例手术患者中降至1%。此外,赵继宗[58,59]等人联合应用了术中栓塞和切除的方法,来治疗脑巨大动静脉畸形的患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于2000年发表于临床神经科学杂志[58]。


脑肿瘤
从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来看,中国近年脑肿瘤的发病率已升至每年十万分之七[6,9,38]。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四个神经外科中心进行的脑肿瘤切除例数分别为,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6508例,天津市总医院2834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567例,上海华山医院4820例[23,27]。而现在在北京天坛医院,每年要进行约1800例脑肿瘤手术。除了外科的发展以外,这些国内神经外科中心也建立了强大的放疗和化疗队伍,超过20家中心拥有伽马刀放疗设备。从1996年起,一些治疗恶性胶质细胞瘤的基因疗法便开始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临床实验,除此以外,颅底、海绵窦和岩骨斜坡部肿瘤的外科手术已发展为次专科[11,25,46,47,61,63,64]。

在90年代,王忠诚和同事们报道了他们手术治疗近400例脑干肿瘤和140例脊柱髓内肿瘤肿瘤的经历,得到很好的效果。这些患者的手术死亡率小于1%。2000年,他们在Surgical Neurology杂志上报道了进行中脑肿瘤切除术的经验。同时,北京协和医院在过去的20年中,也进行了超过2000例的经蝶骨入路垂体瘤切除术,效果良好[26]。

帕金森氏症
上世纪60年代,安徽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医师们首次尝试用立体定向手术方法,治疗帕金森氏症,但疗效未获得认可。近年来,随着神经外科医师微电极操作技术的进步,以及脑深部电刺激设备的发展,许多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已经能够被治疗,并取得了相当好的预后。大量治疗癫痫和疼痛的手术也广泛开展并报道[45]。

颅内动脉瘤和动静脉畸形
一系列新技术,如血管腔内介入、显微神经外科、立体定位神经外科等,近年来在中国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60]。至今接受电解可脱性弹簧圈治疗的颅内动脉瘤已经有超过2000例,324例脊髓动静脉畸形,也多数采用手术方法在北京接受了治疗。

基础研究
神经外科基础研究的进步则不及临床实践的步伐。但也建立起了脑外伤的不同动物模型,广泛用于评估不同临床措施对脑损伤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包括低体温、钙离子拮抗剂、大剂量激素等方法。设计了活体和体外实验,在分子和细胞水平研究脑外伤或卒中后弥漫性轴索损伤和其他继发性脑损伤机制,例如在神经递质和基因表达方面的变化[7,13,14]。近年俩,北京、上海和一些其他城市的神经外科医师开始把目光聚焦于神经干细胞。此外,一些遗传性脑病,如von Hippel-Lindau综合征、I型和II型神经纤维瘤病的形成机制以展开了分子病理水平的研究,并为更进一步研究积累的宝贵的信息。

专科培训
神经外科是现代临床医学领域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分支,充满奇迹和挑战。而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也极其困难,往往从医学院毕业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后,还需要特殊的严格培训。在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规范的神外专科培训由国家级的神经外科学会来负责组织。

国内近况
如上文所提到,中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培训班由赵以成于1953年在天津开设。如今,中国各省市已有数百家拥有神经外科的医院。据中华神经外科学会2000年统计,中国共有约4000名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而进行过神经外科手术的医生总数可能超过9000人。与中国2000年的人口数量相比,神经外科医生占人口数的比例为1:140,000,在北京、上海等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个比例可达到1:30,000–40,000,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例如四川、西藏、内蒙古和其他西部省份,这一比例约为1:300,000–400,000,仅为发达地区的十分之一。

普通医学教育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神经外科医师,必须首先成为一位优秀而全面的医生。所以在介绍神外专科教育和培训之前,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中国的医学学制。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原因,以1949年为分隔,前后分别采用过美国式和苏联式的医学教育体系,所以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医学学制。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中国唯一采用美式医学院教育体系的中国医学院。进入协和后,一位高中毕业生必须完成总共8年的医学教育,毕业后拿到医学博士(M.D.)学位。在国内的其他医学院,医学生大多完成5年-7年的医学教育,拿到医学学士或医学硕士学位,成为一名年轻的医师。在毕业前,医学生们一般需要完成在神经外科约2-4周的见习或实习。
为了弥补不同医学培训体系在行医要求上的差异,中国卫生部从1999年起开始组织正式而统一的医师资格考试。所有医学生必须在毕业后一年参加此考试以获得基本行医资格。考试内容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所有学科。只有通过这项考试后,医学毕业生才能拿到统一的医师资格证。

住院医师培训
希望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医学生(不论何种年制)在毕业后必须首先申请大外科住院医师培训,获得全面而良好的培训。他们前三年的住院医师培训需要轮转大内科、普通外科、骨科、病理科、放射科等等相关科室,然后完成由政府组织的阶段考试。
一位已经获得行医执照并且希望成为从事神经外科的年轻医生(主要为5年制)需要在住院医阶段的第一年里向神经外科提出培训申请,如果足够优秀并得到批准,这位住院医师就可以在第二年确定神经外科方向。在接下来的5-6年培训中,这位神外住院医需要完成由医院教育委员会安排的全面培训。一般来说,住院医师在第一年需要完成一般外科、神经内科、神经解剖、神经病理、神经生理、神经影像和麻醉以及精神病等临床和基础科室的轮转,之后在神经外科完成3-4年的住院医师工作,以及1年的基础研究训练。这位住院医师在神经外科的3-4年内,需要学习包括脑肿瘤、神经创伤、脑血管疾病、脊髓疾病以及小儿神经外科等专业的工作。在住院医的第5至第6年,作为高年资住院医师,可以在经验丰富的医师指导下完成一些简单的手术,包括脑外伤的急诊开颅手术,脑室-腹腔分流术,以及小脑幕上脑膜瘤和胶质瘤。

完成多年的住院医师培训后,再通过一系列的面试和笔试,这些年轻的医生们就可以向有需要的医院申请主治医师资格。在中国,多数住院医生会留在原来的医院,而在部分附属于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一些成绩非常优异的住院医师可以在完成培训后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继续教育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目前执业的神经外科医师中,只有一小部分经过了以上的正式系统培训。在过去的20年里,包括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天坛医院、天津市总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等神经外科中心开办了一些神经外科继续教育项目,数以百计从县城或偏远地区前来的普通外科医生在这里完成1-2年的短期培训,然后返回原单位开始从事神经外科。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经济状况的现实和社会文化模式的差异,不同地区因地制宜采用了不同的培训和准入办法。

关于未来
正如王忠诚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所说,今天中国的神经外科医生已经能够进行任何类型的复杂手术,包括最困难的颅底、脑干和髓内肿瘤切除术,巨大脑血管瘤和动静脉畸形的外科治疗。但必须强调的是,有超过2/3的中国人口,尤其是处在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患者仍得不到有效的神经外科治疗。中国的神经外科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地区之间在神经外科医生的可及度上仍存在巨大不平衡。在未来,不仅需要将年轻的神经外科医师送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与科研,也需要到祖国偏远地区获得更多实际经验。

关于临床工作,我国正在计划系统性地制定一系列诊断和治疗不同神经外科疾病的指南,与来自欧洲、美洲、澳洲的同行业已制定的标准相仿。在2001年底,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已经发布了新修订的脑外伤治疗指南,更新了1960年发布的上一版指南,但到2002年仍在激烈讨论中。相对于神经外科临床工作来说,基础研究仍相对落后。根据最近的数据对比,美国麻省总医院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学系基金会每年提供5千5百万美元用于神经科学的研究,这一数字是北京神经外科研究所一年获得所有资助数量的100倍左右。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得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神经科学基础研究工作很难在中国开展。

尽管有种种不足,过去的世纪只是中国神经外科的艰难开始,它将一往无前,奋发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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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China has experienced profound turmoil during the past 2 centuries, which is actually a short period in the 4 millennia of written Chinese history. It has survived colonial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mpire, Japanese invasio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Communist dictatorship. Thu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neurosurgery of high standards and equal distribution throughout China has been late in arriving. However, the population of approximately 1.3 bill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ents a huge potential neurosurgical caseload in which the incidence of rare cases is significant. For example, the annual number of cases of neurofibromatosis Type 2, a rare dominant trait that occurs in 1 in 40,000 newborns, is approximately 2 in Finland, approximately 100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pproximately 500 in China. The neurosurgical community in China therefore can be extremely specialized within large metropolitan neurosurgical units. Neurosurgeons who concentrate on the treatment of only patients with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petroclival tumors, intramedullary tumors, or aneurysm clipping would develop unrivaled competency in their respective specialties, similarly to the masters of ancient Chinese art.
Since its unification during the Qin Dynasty in 221 BC, China has been politically,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monolithic and has been prone to see non-Chinese as barbarians (1). Chinese writing has been the unifying factor in Chinese history, but it may also foster self-sufficiency in the Chinese neurosurgical community. Chinese neurosurgeons have created their own subspecialty journals in which they may prefer to publish rather than compete for publication in crowded Western medical journals. To overcome this barrier, it is vitally important to increa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eurosurgeons and neurosurge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inese neurosurgeons have many treatment concepts to shar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e.g., acupuncture, herbal medicine). Perhaps most important, the Internet, the great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for knowledge as well as nonsense, should be available without restrictions to Chinese neurosurgeons.
A particular complexity that has emerged as China has develope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virtuosity an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disease, the great surgical case versus outcome analysis of the disease as a whole. These tensions are emerging in Western neurosurgery as well. As Chinese neurosurgery develops into full maturity during the next decade, we can expect its practitioners to move world neurosurgery forward. The next decade will be an important and exciting time for all.
JuhaJääskeläinen
Peter McL. Black
Boston, Massachusetts
1. Diamond JM: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98. [Context Link]
This most welcom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s in neurosurge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scribes the truly remarkable stride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providing neurosurgical support for public health issues affecting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on Earth.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parallels in the types of cases that were managed when modern neurosurgery bega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usual time in which modern neurosurgical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China, which clearly rank Chinese neurosurgery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of such ventures in the world. With increasing numbers of brilliant trainees and intensifying activity in the various subspecialty areas of neurosurgery, we can expect great things to come from China, in terms of both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neurosurgical care to the Chinese people.
Edward R. Laws, Jr.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The authors present a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nd organized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urosurgery in China. Although many Chinese neurosurgeons are very honest and open about the rivalry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neurosurgery, the authors from northern China (Beijing Neurosurgical Institute) make a definite effort to recognize their southern colleagues (Shanghai Huashan Hospital). This article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lthough the authors pay obligatory homage to the accomplishments of Chinese neurosurgeons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they also include a fresh, honest, forward-looking discussion of the inequality and backwardness of neurosurgical care in much of China outside major cities. Chinese neurosurgeons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for them. On the basis of their performance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however, Chinese neurosurgeons are more than up to the challenge of delivering the highest-quality care to all of their countrymen.
Peter J. Grue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The authors provide a timely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neurosurge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its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hina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The past century has witnessed the dramatic evolution of China from Imperial China at the dawn of the 20th century to a nation of ever-increas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ortance on the world stage.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marked by periodic political upheavals, with the past 2 decades being relatively more conduciv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e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and neurosurgery. For example, in 1985, Deng Xiaoping was Time magazine’s “Man of the Year.” In 1997,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ese control by the United Kingdom, an event of tremendous importance to Chinese national pride. At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is poised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city of Beijing was recently successful in its bid to host the 2008 Summer Olympic Games. China also looms larger than ever in the American consciousness, with widely publicized periodic disagreements of both a political and an economic nature. China’s increasing role in world affairs, along with its status a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makes this article by Zhao and Zhao extremely interesting to neurosurgeons in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state of neurosurgical care available to one-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s detailed by the authors, after a slow beginning, neurosurgery in China has developed into a vibrant specialty, with organized departments, training programs, journals, and society meetings. The burgeoning Chinese population affords neurosurgeons in that country a tremendous clinical population. Neurosurgeons in major centers have access to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ologies, such as imaging (e.g., computed tomograph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functional imaging, neuronavigation, stereotaxy, radiosurgical equipment, and traditional microsurgical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y is becoming more prevalent, with foreign neurosurgeons studying in Chinese programs and Chinese neurosurgeons attending international meetings with more frequency. Basic research, however, is still relatively less evolved in China, although progress is being made. For example, in March 2001, a new neurosurg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wa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in conjunction with Huashan Hospital.
Chinese neurosurgery faces many future challenges. The population that provides such tremendous clinical material will stretch valuable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of new technology naturally leads to higher costs. Already, these issues are evident in cases where the state of the art dictates multimodal therapy while patients must choose between, for example, radiosurgery and microsurgery. Furthermore, postoperative follow-up of large numbers of patients can be difficult, making problematic the translation of clinical experience into clinical research. These challenges in cos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result in a multi-tiered system of care in which foreigners are housed in luxury wards, high-status local individuals are treated at the next lower level, and the average Chinese patient receives yet a lower level of care. The quality of the wards varies significantly, commensurate with the cost to the patient. Resource availability issues will become even direr as China’s continu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s the population’s standard of living and further elevates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An additional challenge affecting China generally as well as neurosurgery in particular is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China beyond the coastal regions. For example, visitors to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mpressed with their bustling metropolitan atmosphere, their modern skylines, their well-developed hospitality industry, the shopping centers in which name-brand goods are sold, and the plethora of cellular telephones in use. However, even short excursions from these coastal cities reveal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Third World conditions in inland areas. Similarly, a tremendous gap exists with regard to the availability of modern neurosurgical care in interior cities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comparison with Beijing, Shanghai, and Tianjin.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eurosurgery from the recent past to its current status is indeed encouraging. Neurosurgeons with an interest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neurosurgery will watch future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neurosurgery with keen interest and welcome the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neurosurge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neurosurgical community.
Charles Y. Liu
Los Angeles, California








赵雅度,神经外科特级专家,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市崇文区第九、十人大代表,北京市天坛神外研究所所长、教授、主任医师。擅写了 80 多篇医学论文,其中代表论文有《小脑幕脑膜瘤》和《嗅沟脑膜瘤》,并且编著了《垂体腺瘤》等著名著作,共获得各项奖励 6 次。

赵元立,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脑血管外科主任。
    主要从事脑血管病、颅脑肿瘤的外科治疗,是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之一。
    作为骨干成员参加了多项脑血管病课题组工作,包括国家九五、十五攻关计划和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率先推广神经导航等微创技术,同时从事了一系列脑血管病发病机制的研究,包括颅内囊性动脉瘤及脑血管畸形的形成和破裂机制等。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2008年获茅以升青年科技奖,作为课题组成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累计发表文章40余篇,参与编写王忠诚神经外科学等专著。兼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工作秘书、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卒中杂志》编委,九三学社崇文区工委副主任委员,崇文区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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